开罗会议：蒋介石为何3次拒绝罗斯福邀请？来龙去脉，一文了解

打从珍珠港事变开始，英美领袖间的会面很快就变成例行公事，但是他们都不曾与斯大林或蒋介石会过面。因此他们有意召集一个高峰会议，让四个同盟国领袖在适当时机共聚一堂。按照常人一想法，蒋介石对于此举必定非常热衷，因为和其他三国领袖会面必然会增加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但是中方资料显示，实情并非如此。

1、开罗会议的缘起

在同盟国关系成立近两年时间中，蒋介石除了和史迪威以及英美军事将领有过不愉快接触之外，也对英美等国的对华态度累积了许多负面印象。早在1942年7-8月，他在和居里密切接触之后，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 “以后不多见洋人为要。"

就国际关系而言，他最早不满的对象当然是英国。1942年夏，他这样评论道：“英人狡狯极矣。其无道德与不信义一至于此。若不崩溃，人道天理将灭绝矣。”

宋美龄有同样的厌恶情绪，甚至强烈到避免和丘吉尔会面及拒绝访问英国。

随着时间和遭遇的变化，蒋介石对英国的恶感渐渐扩及其他同盟国。

不久之后他写道:

“外交之侮辱渐烈。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惟恐不至故矣。而美国对我之藐视与强制，亦益显著。如我不能自强，则来日之压迫，必更难堪。”

这种感受到了1943年夏有增未减。

蒋介石写道：

“对于各国对华之阴险侮蔑，以及其虚伪欺诈，更令人忧惧不置，道义公理完全丧失殆尽，不知此种世界将何以收拾，天地末日其将不远，甚望新世界之大同主义早日来临也。”

罗斯福在这个时候(1943年6月)首次提出高峰会议的想法，蒋介石的立即反应是婉拒邀请。他私下在日记中所写的理由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虚荣心，想要挤进四强之列，去沾别国的光，也不想被其他三国领袖当作“陪衬”。

稍后，罗斯福建议四国领袖共聚一堂，或是由罗斯福和蒋介石举行双边会面，蒋介石反而劝罗斯福三思。他表示当然愿意和罗斯福见面，但是提醒罗斯福，斯大林未必愿意参加，因为苏联尚未对日宣战。蒋介石的折中方案是英美苏三国领袖先行会面，然后他和罗斯福另择会面时间。

虽然蒋介石幕僚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不应该放弃如此良机，和世界列强首脑会面，但是蒋介石认为他作为中国领袖的尊严，应该放在会面的宣传效果之上。附带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响应的对象只是罗斯福，对于和丘吉尔会面则未置一词，显然兴致低落。

至于会面地点，罗斯福最早提议（7月4日）是在华盛顿和重庆之间。8月底，霍普金斯试探蒋介石是否愿意飞到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时，蒋介石即刻指示宋子文予以拒绝，并且嘱咐宋子文不必作任何解释。其实蒋介石拒绝邀访的真正理由，是他不希望给世人一个印象，以为中国领袖远道去“朝见”美国总统。

从这个角度思考，非洲就成为适当地点，尤其政治上也是一个中性地点。

蒋介石对于高峰会议这种保留态度，其实并不难了解。

首先，他和其他许多当代民族主义者一样，都不愿意显露出过分迁就西方人的形迹。其次，同盟国领袖尽管致力于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但也让蒋介石了解这些动作的虚假性。因为在1943年8月中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面时，就完全忽视中国盟邦之存在，却对苏联未能派代表与会表示失望。宋子文能够在8月22日得到英美邀请参加会议，也是由于蒋介石不断抗议的结果。但是等到宋子文出席时，英美两国早已经把重要议题商量妥当，宋子文只不过是得知他们决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面对诸如此类的歧视待遇，蒋介石感到国际关系中缺乏道义，难怪苏联和轴心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们知道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所以，蒋介石无意兴高采烈地去参加高峰会议，然后被其他领袖羞辱。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早已决定，今后应该减少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因为在他眼中，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狡诈无信令他备感寒心，而外国使节的行为也和侦探无异。蒋介石自认为在个性上失之过于坦率直爽，缺乏社交手腕。因此他认为，为了国家利益，更应该避开与外国人接触才对。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而后，务必少见欧美人员，非万不得已，不可接见，更不可常见。以余之粗直短拙，应隐藏不露，为国自重也。”

2、会议地点的选择

蒋介石个人对盟邦的反感和心情的沉重，固然在他日记中已经表露无遗，但是他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依然值得从其他角度加以思考。因为自从开战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进入国际舞台，无论是针对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或是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多次会议，中国政府都曾经极力争取派代表参加。

而宋子文则更是不遗余力地在会场外打听内情，甚至不请自来地“闹场”。但是等到蒋介石自己有机会对这个高峰会议的形式和议程产生一些影响力时，他却碍于“尊严”和“国格”的考虑，而心存退让，没有经过任何斗争过程就把国际舞台平白拱让给别人。

蒋介石这个决定虽然可以令人理解甚至同情，但是它的得失还是值得深思。它充分显示出蒋介石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夹在强烈的“国格”感情和羸弱的“国力”现实之间，他给自己创造的活动空间是如何之狭窄。

而在个人性格层次上，蒋介石从三十几岁开始所习惯的人际关系，就是对孙中山的绝对效忠和黄埔学生对他的绝对服从，很少有与平辈人交往的机会，和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更加缺乏，不曾显示出他具有外交才能。

不幸的是，他一旦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接受担任中国战区统帅一职的同时，也立即把自己推向外交事务的火线，失去缓冲余地，被迫和自己经验中完全不熟悉的人物交往，对西方的行为规矩又不够了解，因此当然大幅增加他工作的困难度。在他和罗斯福的交往中，由于依靠的是信件来往，还有机会可以从容思考，其中又有宋子文居中转陈，所以彼此之间尚有一片缓冲地带。

但是当他面对地位低于他的西方人物的粗糙言行(史迪威、卫佛尔、乃至菲利斯)时，在失去体制上的保护屏障之后，短兵相接，则经常是痛苦不堪。值此时节，他心仪的行为准则如“庄重”、“威严”和“内敛”等传统美德，在和英美将军们交往时多半是文不对题，派不上用场，而他所缺乏的“急智”、“善辩”、“好斗”和“泼辣”等品质，却又正是处理外交事务不可或缺的手法。

假如以上这些推论合理的话，那么它还可能让人们不禁好奇，假如宋子文当时未被赶出中国政府权力核心之外，那么以他的个性和作风，是否会对中国政府在(开罗)国际会议筹备时期的对策，和后来在会议中的行为表现，产生大不相同的影响?

无论如何，9月中旬霍普金斯再度向宋子文透露，罗斯福即将和斯大林会面，但也希望能和蒋介石会面。当霍普金斯再次询问宋子文何处会面地点为宜时，宋子文的答复依然是北非或是近东。霍普金斯的试探，很可能是想说服蒋介石迁就美国意愿，不然就会有被排除于高峰会议之外的风险。然而，蒋介石立场并未软化。

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的恶化，以及宋子文的失势等发展，都影响10月对罗斯福、蒋介石会面的安排。蒋介石一直要等到10月底才接受罗斯福会面的邀请。蒋介石担心，如果他再拒绝的话，很可能会被美国误解成是一个赤裸裸的不友善行为。至于会面具体时间，蒋介石以前就曾经表示过，只要罗斯福在14天前告知即可。

11月1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他尚未收到斯大林回复，但是希望蒋介石11月26日能够和他以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既然罗斯福已经把时间和地点都提出了，蒋介石立即表示接受，但他私下对于此行依然不表热衷。11月6日，蒋介石指派史迪威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并代表中国战区向盟邦提出军事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任命和史迪威的接受任命都明确地表示，史迪威是以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开罗，他既不是美国驻华的军事代表，也不是东南亚战区的副总司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史迪威在草拟的军事报告书中，只把焦点放在中国对缅甸战争贡献的兵力时，蒋介石特别亲笔在报告上注明，中国军队参战的前提是，同盟国必须在缅甸南部进行海军作战，并在 1944年雨季来临之前，全力进攻仰光港，目的在打通仰光港经过缅甸国境通往中国的通路。这些要点后来都列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呈的报告之中。

大约一周之后，罗斯福又通知蒋介石，他与丘吉尔打算在 26日或是27日在波斯湾与斯大林会面，因此建议把和蒋介石会面的日期提前到11月22日。与此同时，罗斯福也派遣赫尔利将军作为个人代表，到中国和蒋介石就近商定会面细节。从11月9日到11月22日，只有两周时间。蒋介石作为中国元首，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和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元首以平等地位会面，他只有这个短短的时间去做准备工作。

3、开罗会议的准备工作

中国准备开罗会议工作过程中最不寻常的一件事，就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全程缺席，安排会议事务的责任改由军事委员会幕僚肩负。中方资料显示，蒋介石和幕僚准备在开罗解决一系列宏观性的政治军事问题，包括讨回日本非法侵占的领土和财产、战争赔偿、惩戒战犯、战后中国重建和国际合作等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拟订了一张清单，准备单独和罗斯福商谈。

这张清单的内容包括:

（1）日本在战败后应该把全部海军舰艇和商船交给中国；

（2）日本应该把在中国拥有的一切公私财产交给中国;

（3）香港及九龙应该归还中国并变成自由港;

（5）所有日本剩余的船舰、飞机及武器交给中国；

（6）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包括东亚组织、地区性的参谋长联席会。

自从孙中山投身于革命事业以来，国民党就一直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成对外关系最重要的目标，主张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地位上。1942年，蒋介石本人在作战以外，最大关切是如何运用中国新的国际地位去争取国际平等。

既然中国和英美已经在1943年1月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从前侮辱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的外交方针在开罗会议之前，便已经作了重大改变。蒋介石新的外交重点是极力鼓吹缅甸战争能够早日实现。事实上，在他看来，参加开罗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盟邦遵守以前诺言。他私下也决定，缅甸战争的海陆空军攻击必须同时进行。

这也说明为什么蒋介石决定把和盟邦交涉政治经济问题的权力托付给下属，而自己直接掌握缅甸战争的谈判权。再者，蒋介石在出席开罗会议之前，心中已经决定遵行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向盟邦要求施舍。因此，关于日本战败后的处置和中国要求赔偿权利等问题，他采取的方针也是先听取英美意见，然后发言，务必不要让盟邦认为中国过于贪心，而遭致轻视。

最后所提的这一点，再度显示了蒋介石民族情结的敏感度，或是脆弱性。说到底，就是非常在意不能让西方人看不起中国。对日本要求赔偿一事在战后数十年里，一直是中国民间争辩不休的重大题目。而开罗会议前是蒋介石个人首度把注意力放到这个题目的时间。

4、开罗会议的内容

蒋氏夫妇及随行高级军政人员于 11 月 21 日上午抵达开罗。蒋介石刚刚安顿好自己，便有英国官员来告称丘吉尔也刚刚抵达，并拟于当天下午5时半前来拜访。但是蒋介石坚持6时半先去拜访丘吉尔。蒋介石和丘吉尔的会谈持续了30分钟。次日上午(11月22日11 时)丘吉尔回访蒋介石。中午霍普金斯来访蒋介石，并称罗斯福刚才抵达。下午5 时蒋介石又前往罗斯福住所拜访，并停留了一个小时。

中国人在开罗很快就发现，关于缅甸战争的讨论将面临重重困难。11月22日，商震将军和蒙巴顿将军举行首度会谈时，商震指出，既然蒙巴顿是英国在缅甸的最高军事领袖，猜想他一定已经拟订好一整套有关在孟加拉湾进行海战的计划，因此希望他（蒙巴顿)在开罗会议期间，能把这项计划完全敲定。

蒙巴顿的答复是请商震放心，因为他的确已经把蒋介石在重庆给他的指示，完全纳入作战计划之中。因此他希望能够得到蒋介石在会议上予以支持。换句话说，蒙巴顿的意思是计划已经拟好，但是能否被上司接纳仍属未知数。

蒋介石立即决定在当晚9点钟召见史迪威，商议对策。想不到的是，史迪威虽然是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开罗会议，但却未向中国代表团报备而擅自离团，并且不知去向。

商震还从和蒙巴顿会谈中(11月22日)，得知另一个令他大为吃惊的消息，那就是英美将领原来已经就缅甸战争举行过磋商。当商震询问为何没有通知中国代表团参加时，蒙巴顿只能哑口无言。事后丘吉尔透露，开罗会议议程的确是由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所拟订，而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地无需征求中国人意见。等到宋美龄向罗斯福抱怨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才手忙脚乱地把次日会议变成名副其实的三边会议。但是由于时间紧，已来不及再举行一次会议来商谈议程了。

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的行为，不管是无心过失，或是成员心态的正确反映，都令人震惊。蒋介石的反应就是立即命令史迪威取消原来安排，不再向同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

1943 年 11 月 23 日早晨，同盟国首领召开第一次关于缅甸战争细节的讨论会，由罗斯福主持。蒙巴顿报告作战计划，并感谢蒋介石授权他指挥中国在缅甸的远征军。丘吉尔接着发表长篇演说，谈到战争中他对海军的承诺，提到参战舰艇将有20 艘之多。蒋介石对于丘吉尔能够提出舰艇的具体数量表示满意。

接下来，蒋介石终于有机会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当面解释，他为何一贯坚持缅甸战争中海陆攻击必须同步进行。

蒋介石的结论是:

“陆军的集结必须和海军的集结同步进行。换言之，集结陆军的日子将由集结海军的日子来决定。”

在国家首领会议之后，军事将领的第一次全面会议在 11 月 23日下午举行，由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剑拔弩张之势，根本原因当然是中国一直延迟到当天上午才收到英国(蒙巴顿)计划的有关资料，而且还仅是一个大纲形式而已，缺乏具体内容。

不难想象，当布鲁克将军在下午3时邀请中国人对蒙巴顿计划发表意见时，商震的回答是：中国没有收到蒙巴顿计划书的全文，也没有足够时间仔细了解其内容，因此无法作出响应。当布鲁克对于中国人的“缺乏准备”加以讥讽时，商震立即予以反击，要求主席说明为什么日前讨论议程设定时，不邀请中国参加。商震更要求得到一份完整的计划书，让中国人了解其翔实内容和提出意见。由于中国人拒绝进一步讨论实质问题，主席只好悻悻然宣布散会。

此后在整个开罗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团员都被盟邦的某些动作，凸显出他们似乎非常无能，对应该讨论的事项缺乏准备，又似乎没有能力作出扎实的计划工作。但事实上，中国陷入这种窘境的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根本没有给予适当尊重，然后使中国人在美国人眼中看起来相当愚蠢。

当天晚上 7~11点钟之间，罗斯福主持了一个全体同盟国军政领袖出席的大型餐会，并对国际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中国战后处置领土的立场。

他的重点是：

（1）东北、台湾和澎湖归还中国; （2）琉球交由国际共管; （3）韩国和越南给与独立。其他涉及的问题还有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和对中国的赔偿、苏联参加对日抗战、新疆问题、投资问题和成立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等。

蒋介石在头两天会议中很快发现，丘吉尔既无法在1944年5月之前集结大量海军，也不相信海上攻击可以有效阻止日本从陆上把物资经由泰国运进缅甸。他完全想不到丘吉尔竟然改变原先承诺，大吃一惊以后，立即在匆忙之中拜访丘吉尔，企图说服后者维持原来计划，但是他的努力仍归失败。最后蒋介石只好通知马歇尔说，中国完全反对蒙巴顿的作战计划。这个结局实在是大违中国政府的初衷。

蒙巴顿原先的如意算盘是，声称自己的作战计划是融合了中方要求之后所作成的，冀此能够把蒋介石捆绑住。不意中方在充分了解其内容之后却对之予以全盘否决。

5、蒋介石的失望

对于蒋介石来说, 11月25日会议同样令人失望，因为丘吉尔表示缅甸战争将无法在次年5月前开展，他同时还拒绝说明两栖作战的具体地点，也不愿意将之提前实施。

当天稍后罗斯福单方向蒋介石保证，缅甸战争必定会包括海军攻击，而且登陆作战时间也将会提前。但是罗斯福也承认，他的意见其实尚未征得丘吉尔同意。同样重要的是，罗斯福也向蒋介石透露，英国根本不想让中国变成强国。此时蒋介石已经非常担心蒙巴顿会抢走中国物资分配量的一部分，因此要求美国军方必须把中国物资需求和蒙巴顿需求分开处理，以确保中国能够得到罗斯福所承诺的每月 1 万吨物资。

开罗会议无疑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蒋介石本人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但是他的成就和预期之间存在重大距离。中国代表团原先准备了一箩筐的外交议题，想在开罗一举解决，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但是蒋介石的最后评价是，中国在开罗得到的政治成就，远远超过军事成就。他感慨系之，仅是靠三国领袖大笔一挥，就让中国承受了几十年的国耻从此烟消云散。这些政治成就包括东三省、台湾以及澎湖的回归祖国，和对韩国独立的承诺。他把经济成就放在第三位，主要理由是宋美龄认为，她和罗斯福之间达成了一个有关10亿美元借款的协议。

至于军事问题，蒋介石其实在11月底之前已有预感，认为由于英国人不愿意进行海军登陆战，所以缅甸战争大有可能会延迟到1944年秋天才进行。但是经过和丘吉尔的个人接触之后，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丘吉尔和英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敬意。

有趣的是，蒋介石通过和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幕僚的接触，也对自己同胞的缺点产生更深刻的创痛感。返国途中，蒋介石在兰伽训练基地作了短暂停留。他注意到中国军官无论在体能、专业知识以及个人气度上，都无法和西方军人相比。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中国人或许还需要20年努力才能赶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话，则将永远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对待。

开罗会议给他的教训是，中国羸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国必须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